三是在各级人大开会期间，大会和各代表团都成立了受同级党委领导的临时党组织。
与此同时，学理和实务也承认基于立法意图的论点是跨类型的(transcategorical)，(79)因此应该尊重各种解释论据之间的融贯运作。如果不是，法院应该适用立法者偏好的默认规则，而这个规则的内容可能会随着事实环境的变化而世代更替。
法院认为，若将此条文解释为所有的雇佣合同，那么该条款本无必要专门提及水手和铁路工人。(45)那么，法官如何才能够知道立法机关的实际意图呢？除了通过法律文本(例如制定法的长标题、制定法内部条文的结构或者更加宏大的制定法体系)之外，法官还可以通过相关的历史资料来判断立法者的实际意图，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寻找的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立法意图。有的时候，立法者很可能会故意对一些难以形成共识的事项悬疑不决。(14)按照这一理解，意图实际上就包括了目的。(13)M Gleeson,"The Meaning of Legislation:Context,Purpose and Respect for Fundamental Rights' Address to Victoria Law Foundation",Melbourne,31 July 2008,13,cited from Michelle Sanson,Statutory Interpretation,Australia New Zea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72.同样的观点，还可参见傅爱竹：什么是立法意图——德沃金意图主义法律解释，《交大法学》2018年第1期，第45—59页。
(73)这种解释方法是以立法的合理性推定作为逻辑起点的。一些人为了公共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对公共利益究竟是什么有分歧。类似的争议已经在一些比较典型的疑难案件中产生了。
抛开两位法官对立法意图的事实性判断的正确性不谈，环保利益至上还是经济利益至上无疑影响了他们对立法意图的判断。⑥D.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Summers,Interpreting Statutes:A Comparative Study,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1,p.470. ⑦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327页。英美国家虽是普通法国家，但近年来随着制定法成为主要法律渊源，普通法法官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经验性的做法1948年初，为了找到与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最适当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中发现并倡行代表会。
董必武将人民代表大会与各解放区的参议会进行比较，在组织构成和职权上作出了制度性界分。(49)国家治理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即中央集权制度趋于一统治理，体现为国家政策、资源调配、人事管理上的一元化统理。
解释这一体制，需要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及其行为后果。政务院于1950年公布的《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在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有权拟定与县政有关的单行法规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或备案。从组织关系上看，中央人民政府既是国家行政机关，又行使国家权力机关职能，其中包括立法职能。但是，由于后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受阻，此次授权并未实际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并未制定法律，仅仅通过了一些决议、决定。
(53)在实践中，对地方立法权的调适根源于改革所激发出的地方内在发展需求，而且每次调适都与国家的改革战略基本保持同步。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要使这一决定力量形成，党所领导的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的组织武器，而各界代表会则可看做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也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经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而这种广义的党政体制实现了对包括立法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的统合。(14)董必武：《人民的世纪，人民的会议》，董必武文集编辑组编：《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24页。
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与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组成。然而，五四宪法所确立的一级立法体制使立法权过度集中，在实践中困难重重。我国立法法也规定，立法应当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为行政兼具立法职能的广义政权机关。(35)例如，2016年中共中央专门修订出台了《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了重大立法项目和立法中的重大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重要法律的起草修改和立法工作中的其他重大事项，都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并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到立法工作中，形成了立法工作重大立法项目和重大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机制。
从各界代表会、人民代表会议、政府委员会到人民代表大会，立法体制的组织生成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进。(28)《论十大关系》对于扩大地方权力，激发地方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十五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要求：研究拟定或者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规等等。
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程序，1952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1953年召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②也有学者从国家规模这一国家治理基本变量解释中国多层级治理事实。
我国地方立法的自主性是一种相对自主性，受到中央约束，中央有终局决策权，地方立法要服从和统一于国家立法。就前三者，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深圳的立法与地方发展、国家改革相辅相成，地方发展的内在需求激励权力机关以制定法规的形式确认改革方案，立法先试先行又为国家改革战略布局积累经验、提供样本。就中央军委而言，因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它的组成人员一身二任，实行一个班子、两块牌子。
(二)治理逻辑：立法主权与治权相统一 主权与治权相分离是法治国家权力运行状态的典型特征。刘少奇在介绍宪法草案时说：经过建国后五年的努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目标的确立，使我们有完全的必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1950年9月，毛泽东在批阅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总结时作出了措辞严厉的批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一国两制是主权与治权相统一的另一典型案例。③或从分权定理角度强调地方的信息优势及其对区域居民多样化需求的熟悉程度。
③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成立各界代表会办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一)》，第10页。(二)国家立法权对地方立法权的统领 国家立法权对地方立法权的统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享有地方不能享有的专属立法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
⑦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5页。(4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7页。
(一)结构逻辑：整体性与局部性相统一 结构逻辑实际上是结构的一体性逻辑。就特别行政区立法权而言，我国宪法以及港澳基本法都有相关规定。
在地方立法权方面，就地方立法机关而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54)回顾深圳近三十年的立法实践，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深化进程中被持续赋能。
